当消费者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后，想找消协裁决或直接找商家索赔绝非易事，原因是所购问题商品得让国家认可的鉴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，才能成为索赔的法律依据，当技术鉴定费用明显高于商品本身价格时，消费者只得无奈被迫放弃维权，因为，对于作为弱势的消费者来说，维权成本太高了。
某消费者买的手机总出毛病，怀疑有质量问题，于是向手机经销商提出质疑。商家表示，只要消费者能出鉴定结果证实质疑，商家自然会负责，但该消费者一问才知，要想鉴定必须先支付5000元的鉴定费，而他买手机才只花了一千元，最后消费者无奈只得放弃维权。
又如，某消费者买了一瓶茅台酒，发觉口味不正，如果要送质量技术监督局检验，消费者必需还要另买一瓶同样的酒，与商家一同送检，并且消费者得先支付高额的检测费，是假酒，商家才出检测费，消费者才有向商家索赔的依据。但大多消费者面对高额的检测费，只能不得不放弃投诉，维权谈何容易？近几年来，消费者在诉讼维权的路上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，其实细想想，消费者维权的过程所承担的正是政府职能部门所该承担的职责，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，所承担的风险和代价是不是太高了？消费者买到假货，因为风险大、检测费高，本来投诉“有门”却不敢进，这从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假冒伪劣商品的猖獗。
今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年主题是“诚信，维权”，笔者认为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首先应该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，消费者只要发现在消费过程中有“假”可疑，就可以将商品拿到有关检测部门去免费检测，以确定到底“是真是假”，要摒弃以前检测收费的做法，让消费者方便、无成本举报。另外，笔者注意到，今年两会期间王海、司马南等四人联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议案，建议修改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首先建议赋予消费者协会消费侵权诉讼的主体资格，因为单个消费者身单力孤，而由消费者协会出面代表同一类型的消费者进行集体诉讼，维权力度要大得多；其次建议建立最低赔偿金制度，不论消费者买到多小的商品，只要被侵权，就可以得到商家最少500元的赔偿；第三建议建立国家行政罚款分利制度，即行政机关对不法商家罚款的50%作为补偿费支付给受害者或举报人。笔者认为，这三条都是旨在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，增加商家侵权风险。如果该议案能够顺利通过，那么这无疑有望会使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降下来，让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杨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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